改编自苏格兰作家阿拉斯代尔·格雷的同名小说，《可怜的东西》将现实主义、奇幻和科幻元素融为一体，重新诠释了弗兰肯斯坦的古典故事。影片讲述了贝拉（艾玛·斯通饰）的故事——一位逃离丈夫虐待跳桥自杀的女子，在一位科学家的努力下得以复活。尽管她的心智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但她对这个未知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携手一个放荡的律师私奔，贝拉踏上了一条自我发现的旅程，试图打破对女性的时代偏见，追求平等和性解放。

  在原著中，故事始于1881年，电影改编对这一细节进行了不太精确的还原，关于故事的确切年代仅能通过蒸汽朋克风格进行推测，特别是当贝拉前往葡萄牙时，空中行进的电车和飞艇构成了一幕时空交错的视觉奇观，带观众进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异想世界。

  影片热映之际，观众首先关注的是其是否充分体现了时下的流行。在我看来，《可怜的东西》确实尝试展现了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点。例如，游轮上遇到的老妇人对贝拉说，两腿之间的事并不那么重要，老太太也分享了她关于女性自我满足自我取悦的可能性。另外，在贝拉为谋生而在巴黎妓院工作时，她与一名黑人女同事之间展开的情欲场景似乎让贝拉对性有了新的认识，她发现身体中未曾触及的“开关”。

  此外，贝拉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生活中充满恐惧和束缚，对她丈夫及当时的婚姻制度的批评同样体现了女性主义的立场。

  然而，将《可怜的东西》视为对父权制的彻底反抗似乎有些牵强。首先，电影为贝拉设定了一个理想恋人，乡村医生Max，此人对曾为妓女的贝拉持开放态度，甚至鼓励她：“那是你的身体，你有权自由处置。”

  影片中，贝拉的“父亲”，即为她进行换脑手术的医生是位阉人，这一设定使得这位“父亲”的父爱显得更加纯净，没有专制，甚至支持贝拉私奔。贝拉的第一位情人邓肯，一个好赌、爱暴力、情绪不稳定的大男子主义者，但面对对性毫无羞耻感、完全不受他操控的贝拉，他却深陷其中，面对挫败只能独自哭泣。

  影片的高潮出现在一个随时向佣人举枪的“前夫”身上，他外表强硬但内心脆弱。当贝拉勇敢地面对他的枪口，宣布“没有自由，我宁愿死”，这个男人突然软弱下来，最终被贝拉报仇成功。

  这样的情节配置使得《可怜的东西》似乎偏离了对女性主义结构性因素分析的本质，仿佛只要女性通过性行为、阅读和旅行（主要通过性行为）达到自我觉醒，不将男性视为重要，她就能无往不胜。

  而吊诡的是，贝拉能够通过美食、性爱等在维多利亚时代完成女性成长并且毫发无伤，完全取决于导演给她安排了杀伤力不大的男性配角。如果说贝拉是一个独自走上父权游戏的“笨蛋美女”，导演为了让她生存下来，只能降低了她的游戏难度——那些本会伤害她的，都仅仅是纸老虎。问题在于，未觉醒的维多利亚只能在痛苦的婚姻中选择自杀，而觉醒的贝拉却能反杀丈夫。难道那个时代女性的不幸仅仅由个体是否觉醒决定？

  导演降低了女主角在“父权制游戏”的难度

 笔者不认同此观点，女性主义始终强调结构性因素对女性的限制和束缚，“个体难以打破结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女性故事中会有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情节 —— 她深知，只有改变性别身份，才能脱离父权结构的重男轻女束缚。

尽管《可怜的东西》展示了许多女性身体的独特元素和“大胆”的裸露场景，但其核心信息似乎是某些APP上男性对女性的典型期待：“床技了得又不粘人”。作为一名女性观众，笔者很难与贝拉感同身受。

  据说，在2023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礼上，《可怜的东西》因艾玛·斯通的大尺度裸露镜头而受到长时间的起立致敬，但作为一名女性观众，我对于电影将女性身体、外观和行为置于视觉刺激之下的处理手法只感到不适。在我看来，《可怜的东西》似乎为了追求猎奇而消费女性身体，尽管其画面奇情梦幻，独树一帜，但却未能深入探讨女性处境，恰恰相反，她为了给女主角贝拉一个皆大欢喜的复仇结局，刻意降低了“父权制游戏”的难度，而女性成长主要通过性觉醒来实现的设定也令人啼笑皆非。